移民史是商洛发展史中不可忽略的重要一页，移民文化研究是商洛历史文化研究中的一篇厚重千钓的大文章。近年来，虽有不少反映移民历史的文章散见于报刊，但只鳞片爪，难成大观。姚怀亮先生撰写的《明清商洛大移民研究》一文发表后，读了令人掩卷长思，始得大悟。怀亮先生的移民长文洋洋洒洒达数万之言，虽限于篇幅尚不尽言，但钩玄提要，鞭辟入里，系统描述了明清商洛移民的历史背景、发展过程和历史贡献。深刻揭示了明清两代移民大潮产生的政治和社会矛盾根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剧烈冲突变化的基本规律，南北文化激荡融合的历史渊源，以及移民大潮对商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深远的历史性贡献。更可贵的是，此文通过对明清商洛移民史的研究或显或隐的提出了令人深思的“历史三问”，一曰，当时的中国有许许多多经济社会比商洛要发达得多的地方，而何以移民盛景和经济奇迹能在商洛这一隅偏僻落后的地方发生？二曰，明清两代移民大潮在商洛形成的繁荣巨变何以昙花一现，终归更为严重的衰落？三曰，如此浩然厚重的历史文化现象，何以在商洛没有引起官民两界的深入研究？
带着上述“历史三问”，本人读后似有同感，故以“历史三答”试应上述“历史三问”，以飨读者。粗陋之识，一家之言，还望方家明士给予批评指正。
一、明清移民商洛之兴，是朝廷举全国之力，采用特殊政策解救特殊地区危困的结果
从远古时期一直到近代，陕南地区始终在人口的不断迁徙运动中起伏跌宕。尤其是处于秦岭腹地的商洛地区，由于地旷人稀，经济社会处于原始落后状态，于是在明、清两代就成为全国性大移民的焦点。明、清两代的大移民潮主要分官方移民和民间移民。
官方移民，亦称朝廷移民。主要指明洪武时期至以后的5次全国性大移民，清代康熙时期至以后的5次全国性大移民。尤其是明、清两代大移民，猛烈冲击着商洛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使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各种文化现象亦在这里碰撞、融合、交流、深沉和排列组合，使之成为商洛地域文化交相辉映的地方特色。
官方移民，即朝廷政令移民，多数基于开发边陲地带或荒芜人烟地带的移民，叫“开发移民”，也有因战争或疫情、旱涝灾害造成人口失衡而补充人口的移民，叫做“添丁移民”。而肇始于秦汉时期，基本完成于隋唐时期的北方移民，明洪武时期到万历年间的中原移民（亦称山西大槐树移民），以及清康熙、乾隆至咸丰年间的声势浩大的南方移民，是中国经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影响最大的三次移民大潮。尤其是清代的南方大移民，影响更为深远。当时朝廷在长江流域的汉口、杭州专设移民机构，明确提出“湖广填四川”、“移湖广，兴汉商”的“补丁”移民政策，并给予“耕者益力”、“商税三十税一”的减免优惠，还责令开据文书，让陕西州府县衙对“客籍下户”予以妥善安置，于是这次旷日持久的南方移民就有了“下户人”的称谓。下户人迁徙陕西，其历史背景是比较复杂的，有自然灾害的原因，有因明代中后期朝廷腐败，农民起义战火连年的原因。明代后期，土地兼并十分严重，朝廷加重税赋达一倍以上，造成民众极度不满，多地农民起义蜂涌而起，战火连年不断，而长期的战乱、灾害，给社会经济和农业生产带来了极大破坏，农村“田无常主，民无常居”，大量土地荒芜无法耕种，导致“官无可役之民，役无可派之丁，赋无可税之田”。王廷伊在《续修商州志》中，记述兵荒叠困之后的商洛社会经济悲心惨目的状况时，不无痛心地写道：“崇祯癸酉之后，剧寇繁滋，兵连不解，燹焰六百里，翦屠二十年，以致户口凋伤，土田榛芜，山泽塞闭，生理鲜稀，二三孑遗，穷入骨髓。而下有万顷不垦之荒，上有必不可缺之额，所由赋日益，民日罢，以至惝惘靡徒而不可支也。清兴以来，议裁议除，官其土者蔬薪不继，厕于公者衣食维艰，上取下供，竭尽无余”。官民同困，可见一斑。如此触目惊心的社会疮痍和矛盾一触即发，不得不引起朝廷的高度重视，特殊时期、特殊地域、特殊矛盾，呼唤特殊政策，迫使朝廷必须采取特殊手段，治乱世以用重典，解沉疴必施猛药，乃至举全国之力以解川陕之危困。随后便有了清初康熙“移民垦荒，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移民政策，也有了乾隆下江南巡视过程中，果断提出了“湖广填四川”和“移湖广，兴汉商”的重大决策。据《镇安县志》记载，“康熙五十一年（1713）清政府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恢复农业生产，镇安招抚流民，但回籍很少，继从鄂、湘、皖、赣等省招客民，下户人第一次大量入镇安落户。”“乾隆十九年（1755），清政府颁迁海令，迫迁长江下游灾民来陕西各地山区定居，这是下户人第二次大批入镇安。”由此让人想起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当年面对“粤人逃港”、民不聊生的景况时，叮嘱习仲勋带领广东人民率先突围，“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悲壮场景和政治勇气，也由此让人想起了康乾时期的商洛巨变与改革开放初期深圳渔村的发展奇迹何其相似乃尔！
当然，清初移民之所以取得了巨大成功，除了朝廷移民外，还得益于朝廷大政策感召下的民间移民，这里所说的民间移民，包括开发者移民、建设者移民、隐居流放移民、逃荒避乱移民等，由于民间移民多属自发迁徙，缺乏统一组织，历史上统称为流民。这些流民的绝大多数，既是商洛发展进步的先贤先驱者，又是商洛发展进步的中坚力量。由此可见，明清大移民带来的“商洛之兴”，完全是朝廷举全国之力，采取特殊政策解救特殊地区危困的结果。
二、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注定了明清移民带来的“商洛之兴”只能是昙花之盛式的短暂繁荣
近代历史上商洛曾经出现的“相对繁荣”时期，主要发生于明清两代，明代主要发生于明成化和明万历两个时期，这两个时期加起也不过70年左右。而清代主要发生于康熙乾隆（史称康乾盛世）至咸丰时期，这一时期大概也只延续了200年左右，两代总起不到300年。如果除去两代各时期之间的停滞沉寂时间，真正繁荣大概也不过百年。但这百年之巨变，却给商洛带来了农业迅速恢复发展、手工业和采矿业星罗棋布、水旱商贸运输繁忙、资本主义萌牙兴起的盛世繁荣景况。姚怀亮先生早前撰写的《龙驹寨商务风云三百年》一文，则是对商洛明清盛世的真实写照。
一百年也好，三百年也罢，放在历史的长河中，终归弹指一瞬间。为什么业已形成的历史繁荣景象却是昙花一现，稍纵即逝？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是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纵观清代十三朝历史，除康熙盛世之外，嘉庆、道光、咸丰三朝皇帝已是每况愈下，危机四伏。嘉道咸时期，先后爆发了两次鸦片战争，又发生了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火烧圆明园事件，以及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军和苗民、回民起义。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咸丰八年（1858），清廷被迫与英、法签订《天津条约》，从此，中国进入屈辱的“百年之耻”。期间虽也有过短暂的以“自强、求富”为方针的“同光新政”的洋务运动，终因中日甲午之战，导致清廷全面失败，以慈禧为代表的同光宣三代晚清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导致国内各大商埠重镇、沿海重要口岸均被西方列强所占据，经济萎缩、民生凋敝，汉丹漕运日渐式微、四大商贸运输古道先后废弃，连接西北至东南诸省的运输大通道北移，运输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改变，商洛从此失去了发展生产、扩大商贸的种种便利条件和优势，陡然之间重回大山封闭、陷于衰败落后之中也成为必然。
二是康乾移民之后朝廷再无持续集中的扶持政策投入。原先的移民政策仅限于“移民垦荒，恢复生产”和滋生人丁，平衡人口，开发汉丹、扩大漕运等方面，而康乾之后再无诸如疏浚丹江、扩大漕运，开拓干道、扩大商贸等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大政策投入。甚至连康熙当年制定的“永不加赋”的政策也没有走得很远，道光之后就重回加赋，昔日的轻徭落赋又逐渐变成了横征暴敛，扭曲的生产关系再度抑制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加之，重压之下农民起义运动此起彼伏，战乱、灾害频仍，山民流离失所，甚至一度还发生过较大规模的人口外迁现象。
三是教育事业日渐衰竭，官学不振、义学不兴、人才匮乏。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导致，教育投入不足。据《商洛地区志》载，清中叶商州州学每年官方投入不足一半，基本靠学田庙产维持，州学几度停办，县学亦艰难支撑，失学者众多。全商洛在清中后期未出一位进士，一位县令，所出寥寥之数的几位仕吏，均系捐官。兴盛之时的能工巧匠、商贸能才，也因经济凋敝而纷纷外出找路，造成后续人才匮乏。
三是明清大移民刺激了商洛人口大幅增长，但在融合同化的漫长岁月中也模糊了“客土”边界，边缘了移民文化。据《商洛地区志》载，北宋初时太平兴国年间（976—983），商州仅有5443户，13000人，由于推行王安石新变法，至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商州户口增至73129户、162543人，出现历史上第一个人口高峰；明初洪武元年（1368），朝廷大力推行屯垦和移民政策（中原大槐树移民），到明万历年间，商州人口增至27万人，呈现人口发展第二高峰；清康雍乾时期大力推行“湖广填陕西”、“移湖广，兴汉商”大移民（南方江淮湖广移民），至道光三年（1823），商州人口增至239000人。光绪初（1875），商州户口增至43122户，310794人，出现人口史上的第三个高峰。而在总人口中，客籍移民竟达十之七八，真正的世代土著人口充其量不过十之二三。移民从语言、服饰、生活方式、耕作习惯、风俗礼仪，以及婚丧嫁娶、戏曲民歌等诸多方面，形成了特色显明的“客家移民文化”。明代至今650多年来，移民文化深刻地影响冲击着商洛这块古老神奇的土地，推动商洛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历史性变化。但同时，也由于各种客土文化、甚或不同的客客文化现象历经漫长岁月的碰撞、交流、融合、同化，形成了交相辉映、丰富多彩的商洛地域文化。正象习总书记讲的，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
但从另一个侧面看，也造成了客土文化边界不断模糊、各自个性逐步边缘化的现象，不同文化也经历了遗传与变异的发展过程，这是地域文化发展的进步，也是地域文化发展的必然。
可喜的是，近年来，各级各界在大力推进文旅融合、繁荣旅游事业的过程中，对宣传、推介、发展地域文化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宣传文化工作的主流，值得充分肯定。但在另一方面，挖掘、整理、宣传“移民文化”、“客家文化”精神，却明显不足。“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商洛地域文化中，移民文化是一颗璀璨明珠，只有弘扬好移民文化精神，才是对商洛历史文化最好的传承。
更可喜的是，近年来我市民间正在兴起一股追宗寻亲热潮，湖广安徽诸省多有来商认亲的族群社团，而商洛也有不少民间人士远赴南方各地寻亲问祖，市文化研究会连续两年接待了安徽省安庆市皖江宗亲文化研究会的访问团，双方通过一系列深入交流、民间走访、文化探源活动，既丰富了移民文化内涵，又增进了兄弟地市文化社团之间的友谊。当然，这种活动目前还只是零散的，无序的，什么时候能把这种活动由民间的、无序的，上升为缔结友好城市，开展有组织的文化交流活动，进而发展为成立专门机构、系统挖掘整理移民史，开办移民文化展馆等官方行为，方兴未艾的商洛生态旅游业才能真正打破生态资源结构趋同的困境，突显文化差异与特色，走出一条文旅融合丰富多彩的发展路子。这既是众多移民后裔的企盼，也是关注移民文化的民间文化社团的呼声！（作者：朱轩堂）
读者网名渊龙感言：拜读再三，该文旁证博引，语言精到，逻辑严密，令人慨叹！只是“全商洛在清中后期未出一位进士，一位县令，所出寥寥之数的几位仕吏，均系捐官”之论据之余有失偏颇。
据载:清代商洛进士，仅洛南就有五位，乾隆之后有三位，分别有顺治己酉县令赵云龙，雍正庚午侍御薛馥，乾隆丁丑太史薛宁廷，此后越百有余年，光绪己卯何应心、王珍始继起。洛南民国县志载，何应心先后任四川夹江、平武县令。以温厚勤勉、崇实黜华为务，力矫蜀俗之偏，凡所剔定，井井有条，夹人称道，士林颂之。后因积劳成疾，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九月十四日卒于任上，年62岁。 瑕不掩瑜！晚生班门弄斧，还望先生凉涵！意见仅供参考！
整理收录此文，主要目的是了解学习商洛文化，了解商洛历史，促进商洛社会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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