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第一大县”杂技村的沉浮
▲杂技演员在安徽省临泉县韦小庄村舞台表演。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杨丁淼、汪海月
春天来时,村里空了。
78岁的韦新民蹲在自家门前悉心料理着一小片菜园。年轻时,他是方圆几十里赫赫有名的杂技高手,如今他也成了村里的“留守老人”之一。
“年轻人过完年就都出去啦,怕是来年腊月才能回来”。记者试图从老人们的描述中还原过年期间的“盛况”:村里走南闯北的20多个班队都回来了,表演的厢式货车和私家车多到停不下,杂技人登台献艺,互相切磋,四里八乡聚集在此,迎来送往,人潮涌动。
这是位于皖北的临泉县韦小庄村,是安徽省唯一的杂技专业村。230万的户籍人口为临泉贴上了“中国人口第一大县”的鲜明标签,这里同时还是“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中国杂技之乡”。
而韦小庄村正是临泉县的缩影,190多口人,耕地仅100多亩,是周边人均耕地最少的村庄之一——人多地少的矛盾更加突出。由于特殊的历史渊源,以杂耍“撂地”卖艺成了当地人“讨生活”的选择。
与蜚声海内外的另一个杂技之乡河北吴桥相比,临泉的名声要小得多——前者专注“国际杂技”,代表了中国杂技艺术的最高水平；后者深耕“民间杂技”,根植于代代相传的沃土,面向最基层的受众。然而在当地人心中,也正在升腾起把临泉打造成下一个吴桥的梦想。
在这里,你能窥见“杂技”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几乎所有传统艺术一样所面临的坚守与彷徨；更为神奇的是,在同一时空下,你能看到同一种艺术形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它们竟各自存在又蓬勃发展。
“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人人有一手”
明代中期,一个被称作“一撮毛过刀山”的杂技班组出现在临泉地区,泉河、涎河两岸万人观看,盛况空前。这场“过河刀山”(类似“走钢丝”)的表演,是临泉地区有据可考的最早的杂技演出。
罗振祥从县文化局副局长的任上已经退休6年了,但与杂技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他,说起临泉杂技,依然条理清晰,头头是道。
上世纪50年代,临泉境内出土了一件东汉的“陶戏楼”,上面清晰地刻着人物“拿大顶”的姿态,因此在罗振祥看来,临泉杂技的历史,或许可以追溯得更久。
无论这一说法附会与否,杂技的缘起总与尚武的传统和吃不饱饭的现实密切相关,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临泉的艺人们挑上担子,携儿带女四处卖艺,在先人拳脚武术的基础上,凭借“吞铁球”“吞宝剑”的技艺“以命换粮”。
几经沉浮,临泉杂技在改革开放后才真正活跃兴盛起来,各级政府和文化部门对表演办理证件和介绍信“一路绿灯”予以支持。
侯忠义的父亲侯德山就是在这一时期来到临泉的,这位临泉民间杂技的代表人物可以做到同时喷出多个火球的绝技,被称为“火神”。
“有一技傍身,就不怕饿肚子,会耍杂技的家里逢年过节还能吃上肉呢。”侯忠义告诉记者,很多村民都把孩子送到他父亲所在的班组。而在上世纪80年代,这样的杂技团体韦小庄就有12个。
就这样,抱着“让全家吃饱饭”的想法,韦小庄人依靠杂技家家户户逐渐脱贫致富。“后来随着杂技艺人们走南闯北开阔了眼界,打破了‘艺不外传’的禁锢,各团体派别之间还主动开展交流,发展繁荣至今。”罗振祥说。
如今,走进韦小庄,就能感受到浓浓的杂技氛围。村口的墙壁上都是各种杂技造型的宣传画,上面写着“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人人有一手”。
在韦小庄,杂技和干农活一样,是村民们赖以生存的基本技能。“哪一户不会耍十五六个节目,要被村民笑话的。”村民韦学洪说。韦学洪个子不高,貌不惊人,却可以用嘴轻松地一次顶起六张长条板凳。
目前,韦小庄全村44户人家,没有一户不曾玩过杂技,三代以上的杂技世家就有10个。现在全村杂技团队有27个,每年总收入近千万元。
即使发展到现在,“一户一车”仍然是韦小庄人杂技表演的主要形式,“天热了就到北方,天冷了就到南方”。流传了数百年的走南闯北“打把式”卖艺的民间杂技依然正在延续。
走四方:30年交通工具换了5种
与许多传统民间艺术形式类似,杂技面临同样的困境:传统的艺术形式似乎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
令人意外的是,48岁的韦刘成丝毫没有这样的烦恼。
“怎么会没人看呢,我们的节目在农村地区很受欢迎,观众少则几十人,多则数百人。”韦刘成告诉记者,就算网络再发达,电视节目再丰富,对于中国广大农村地区而言,能看一场真人表演的杂技演出依然是稀罕事儿,所以虽然节目还是老一套,但依然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
更客观的现实是,对大多数像韦刘成这样的韦小庄人而言,杂技也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还并未体会到传承国粹的使命感。
韦刘成向记者展示了他营生的家当,一辆中型的厢式货车。经过改装,这个看上去空间十分有限的货车被分割成多个功能区:有的睡人,有的睡动物,有的放道具,有的放音响,甚至还配备了发电装置。“只要大概10分钟的准备时间,我们就能摆开架势演出。”韦刘成说。
这已经是韦刘成换的第6辆货车了。而在开上汽车之前,韦刘成分别经历了从肩挑背扛到板车、三轮车,再到农用车的各个阶段,交通工具的5次迭代也记录着他饱含酸甜苦辣的杂技人生。
“除了西藏、青海这样的高原地区,中国应该已经走遍了。”从5岁开始学艺演出,韦刘成已经渐渐习惯了一年到头漂泊在外的生活。韦小庄人往往几个车队组团出发,到了一座城市之后各自下村演出,然后聚在一起沟通演出情况,彼此之间相互照应。
地方刁难、流氓骚扰、汽车抛锚甚至遭遇车祸……对韦小庄的杂技人来说,都是司空见惯的事。“说不辛苦是假的,但谁让咱吃这碗饭呢!”韦刘成介绍,除了雨雪恶劣天气,他们几乎每天都有演出,平均一年演出近300场。
然而令人欣慰的是,过去卖艺求打赏的赚钱方式已经演变成在节目间推销实惠好用商品的模式,这让杂技人感到赚钱更有尊严,收入更加稳定。
韦刘成的心态在韦小庄颇具普遍性,作为春节后唯一还没有离开的杂技班组,他这两天也即将开拔,“只要有人还愿意看,咱就接着干呗。”
入殿堂:从“技”到“艺”蜕变不易
如果不与高空杂技结缘,胡军这50年的人生与多数韦小庄的杂技人应该有着相同的轨迹。
胡军9岁开始拜师学习杂技,跟着师傅四处闯荡,选定一个地方,一个大棚扎下,水流星、喷火、飞叉等惊险刺激的传统杂技绝活就撑起一场叫座的杂技表演。
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一场高空杂技表演,让胡军开了眼。“节目一开始,观众的眼睛就好像被吸住了,仿佛所有的地上节目都成了陪衬,在空中一个人就能把一场节目撑满。”
15年后,潜心研究高空杂技多年的胡军所追求的“关注”达到了高峰——他和女儿胡思圆登上了央视的舞台,伴着悠扬的小提琴声在空中旋转、舞蹈,利用绸带展示着力与美的结合。
父女俩的这一绸吊节目《时间都去哪儿了》试图以杂技为载体讲述两代人对杂技的坚守。“转几圈落地,细节怎么走都是设计好的,很多动作功夫不好,上去就掉下来了。”胡军带着骄傲的语气说。
50岁,对于杂技演员来说已是高龄,但现在很多高空动作胡军依然亲自上阵。“周围人看民间杂技还是带着轻视的,觉得我们是‘玩把戏’的杂耍,事实上我们也是能登大雅之堂的。”胡军说。
不止于此,胡军父女俩尝试改变传统杂技定位,把杂技故事化,并融入音乐、舞蹈、瑜伽等多种艺术形式,重新诠释杂技艺术的魅力。“或许我是中国为数不多能在高空一边做杂技动作一边拉小提琴的演员吧。”胡思圆打趣说。
除了《时间都去哪儿了》,父女俩的《立绳》等诸多杂技创新节目在各大表演平台上大放异彩。以杂技为核,灯光、舞蹈、音乐、服装等多种元素的糅合辅助,让观众在感受到惊险奇巧的同时,也感受到心灵的碰撞。
罗振祥坦承,传统杂技演出水平不高,审美价值不足,确实限制了杂技的发展,“咱们肯定不能总是满足于糊口,这样市场只会越来越窄。”
据介绍,除了走遍全国的“大篷车”演出和演出棚驻点演出,临泉还涌现出一批追求高技艺、高水准的杂技人,他们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元素,不断创新,在一二线城市的演出市场逐渐站稳了脚跟。
2009年,临泉县承办首届安徽省民间杂技艺术节,罗振祥认为这是临泉杂技的重要转折点,各路高手汇聚,让临泉杂技人开阔了眼界,音乐、编排、服装、道具、灯光水平迅速提高,《空山竹语》《肩上芭蕾》《荷花仙子》等一批兼具技巧和审美的精品节目陆续登上舞台。临泉杂技团队的整体艺术水平不断提高,在国内各级表演中连续获奖,并出访美国、加拿大等10多个国家,参与国际文化交流等活动。
随着国内大量主题公园的建设,杂技市场对高水准的杂技需求旺盛。眼下最令胡军头疼的,是学杂技的孩子越来越少了。“当初较早一批干这行的都赚了钱,也都知道这是个苦活儿,都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走读书上学这条路。”胡军告诉记者,现在收的学生还是以附近困难家庭为主,有的团体甚至要去贫困山区挑苗子。
在胡思圆看来,传统的杂技培养模式也难跟上新的艺术审美需求,“过去追求惊、险、奇,现在更追求技巧和唯美,但是团里的孩子大多不懂音乐,节奏踩不到点上,看起来就很别扭。”
以杂技聚人气:乡村振兴的新探索
由于演出团体常年在外,临泉的群众反而很难看到杂技演出,这让“杂技之乡”的招牌略显尴尬。近年来,临泉县政府正在统筹谋划杂技传承与发展的新路径。
创办具备一定规模的杂技学校是一步“先手棋”。在政府的倡议和支持下,侯忠义放弃了自己经营的杂技团,和儿子侯杰一起创办豪杰杂技艺术学校,为孩子免费授课,包吃住,只收取生活费。
尽管收入远不如从前,但侯忠义觉得既然是杂技世家,就应该有这份责任和担当。
如果一切顺利,杂技学校将在今年9月建成开学,新的校舍拥有设施完善的教学楼、练功房、舞蹈室和大剧院,可以容纳1000名学生,也足以容纳他们的杂技传承理想。
在侯杰看来,破解招生难的关键是改变传统的杂技人才培养模式。“没有必要让每个孩子都走杂技这条路,我们会和一般小学一样白天以文化课为主,早晚练功,从舞蹈或者武术着手培养基本功,孩子有兴趣再转为杂技训练,这些都是相通的。”侯杰说。
压腿、倒立、翻跟头,每一项基本功都要练习好几年,不同于过往填鸭式的“蛮练”,学校推行循序渐进的科学训练。“过去拿顶(倒立)半小时起步,现在练久了孩子不感兴趣,得改变方法。”侯忠义说。
侯杰对杂技学校的未来非常乐观,这并非盲目自信——侯氏父子现在的学校“蜗居”在闹市中的办公楼当中,尽管条件艰苦,但10年间已经培养了近600名杂技人才,很多孩子从这个小小杂技学校走出去,前往瑞典、埃及、泰国等国家参与文化交流活动。
为了解决杂技人才的难题,临泉谋划把杂技学校纳入职业教育体系。此外,一系列针对扶持临泉杂技产业的“组合拳”付诸实施:打造杂技小镇、杂技小院,依托旅游产业,以杂技聚人气,让更多杂技人回乡,也使临泉成为中原旅游的目的地。
临泉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李珍华介绍,去年临泉旅游人数200多万,主要靠节庆活动和体育赛事拉动,在皖北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几个杂技特色旅游项目的建设,将能发挥临泉文化优势,汇聚更多人气。
一个占地近4000亩的魔幻之都主题公园正在建设之中,其中有专门的杂技主题区域,一场由《盗墓笔记》舞台剧导演操刀的大型杂技舞台剧也正在筹备之中,完成后计划每周对外进行演出。
依托千年古镇长官建立的长官杂技小镇内有杂技剧场、杂技学校和杂技小院,在为更多临泉杂技人提供聚集交流和稳定工作平台的同时,也将成为展示杂技文化,留住游客的一大抓手。
由于地处安徽西北腹地,临泉人自嘲是安徽的“西伯利亚”,然而现在看来,同时接壤安徽8个县市区,河南9个县市区,辐射7000万人口的地理条件成为临泉独特的优势。
“说实话,我们也怀疑过魔幻之都这样的大项目落地到底能不能成,但目前项目只建成了一期的部分,就已经非常火爆,”李珍华停顿了一下说,“咱们这儿人太多了,群众的文化需求太迫切了。”
临泉县委宣传部部长徐红艳表示,希望把杂技资源整合,为从业人员提供更多固定岗位和稳定收入来源,为他们留下来提供一个平台,让临泉人在家就能展示杂技。
“国际杂技看吴桥,院线杂技看武汉,民间杂技看临泉,我们要让临泉杂技成为名副其实、享誉世界的文化名片。”她说。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临泉县的高铁将建成通车,临泉人期盼,那将是梦想照进现实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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