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磊 通讯员 王先良 张宇晶
环境污染，尤其大气污染是当下的热门话题。近日，由中华预防医学会主办的以“健康环境，健康生活”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环境与健康大会在深圳举行。会上，来自国内外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通过不同学科的学术交流与思想碰撞，聚焦现阶段我国环境问题及对人群健康的影响，共同探讨如何减少环境污染危害。
环境化学物质人体内暴露研究进展顺利
中华预防医学会环境卫生分会主任委员、中国疾控中心环境所所长施小明：
人体生物材料中化学物质的测定是评价环境化学物质暴露水平的“金标准”。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美国、加拿大、德国、日本和韩国等国相继开展了国家人体生物监测，测定居民体内环境化学物质（如重金属、类金属和有机化学物质）的暴露水平和变化趋势。2016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所作为国家技术牵头单位启动了我国首轮国家人体生物监测，开展中国人群重点环境化学物质人体内暴露研究。
人体生物监测研究通过多阶段抽样方法选择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人群样本，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抽取152个监测点，按照城乡分层，每个监测点抽取3个调查单元，依据年龄、性别分层在每个监测点抽取48名调查对象，研究设计总样本量为21888人。截至2018年12月，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全部完成现场调查工作，共计纳入21746名研究对象，占研究设计样本量的99.4%。截至2019年5月底，已完成全部调查对象的血、尿生物样本重金属（13种）检测，完成1766人份全氟化合物（18种）和400人份邻苯二甲酸酯代谢产物（12种）的检测。
项目通过严格的质控措施，如规范标准的操作程序，严格的技术培训，实施过程中现场督导和多级审核。样品检测中的实验室遴选，实验室内部质控和外部质控，重金属和全氟化合物等检测指标在不同实验室和不同批次间的精密度和准确度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下一步，中国疾控中心环境所将进一步完善我国一般人群重点环境化学物质生物监测标准程序及方法，追踪环境化学物质在一般人群体内的长期变化趋势，开展健康风险评估的研究，完善人群重点环境化学物质内暴露接触限值的制定，为健康中国和美丽中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大气臭氧的健康风险与防护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阚海东：
与雾霾天不同，臭氧污染经常发生在阳光灿烂的日子。臭氧主要是在空气中的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在紫外线的作用下，经过一系列光化学反应生成。“大气十条”实施以来，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总体改善，颗粒物、二氧化硫等年均浓度和超标率均逐年下降，大多数城市重污染天数减少。然而，全国范围内夏季臭氧浓度和超标率攀升，重点区域大气臭氧污染问题显现。
国内外学者已针对臭氧开展了大量基于监测站数据的流行病学研究。一项我国272个城市开展的多中心时间序列研究发现，暴露前3天臭氧的平均浓度每升高10μg/m3可引起人群日均死亡率增加0.27%，其中因循环系统疾病死亡的风险增加0.27%。
与此类似，一项涵盖美国95城市的研究发现，臭氧短期暴露浓度每升高10ppb，人群的日均死亡率增加0.52%。除了急性健康效应，臭氧长期暴露还可对人体产生慢性健康影响。例如美国癌症队列研究显示，臭氧长期暴露浓度每升高10ppb，臭氧所导致的呼吸系统疾病死亡风险增加4%。
臭氧个体暴露水平可能受季节、气象条件和个体活动模式的影响，因此利用固定监测站臭氧浓度代替个体暴露水平往往会造成暴露偏倚，从而不能准确评估臭氧暴露的健康效应。近年来，诸多学者利用臭氧便携式监测仪器，开展基于个体暴露评估的流行病学研究。一项针对大学生人群进行的定群研究发现，臭氧短期暴露即可引起呼吸系统炎症反应，表现为呼出气一氧化氮升高。使用个体暴露数据拟合的模型优于使用监测站数据拟合的模型，具有更高的模型拟合度。
研究发现臭氧短期暴露不仅可引起血压升高，还可引起血清中与血管收缩、内皮损伤和炎症反应相关的细胞因子水平升高，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ACE）、内皮素-1（ET-1）、可溶性细胞间黏附分子-1（sICAM-1）等。
相较于观察性研究，实验研究或类实验研究能更好地探求因果关系。南京青奥会期间开展的一项干预研究发现，青奥会期间的臭氧平均浓度为19.2μg/m3，相比于青奥会前下降了21.4μg/m3，青奥会结束后臭氧浓度回升至64.4μg/m3。在整个研究期间，大部分效应生物标志物都呈现出先降低后升高的趋势。具体来说，臭氧的暴露会引起可溶性CD40配体、细胞间黏附分子-1等多种细胞因子升高，参与炎症反应和血栓形成，进而促进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发展。
日常生活中，要减轻臭氧暴露对人体的危害实际上不复杂。因为臭氧缺乏室内污染源，且臭氧从室外渗透到室内时存在明显的衰减过程，所以臭氧污染严重时，减少外出及室外活动，同时关闭门窗可有效降低臭氧暴露水平。
如果必须外出，可佩戴帽子、眼镜及口罩等防护产品，减少对皮肤和黏膜的刺激作用。平时也应适量增加体育锻炼，提高身体素质，增强免疫力，可减轻臭氧对人体健康的威胁。此外，具有抗氧化作用的营养品有可能对臭氧污染的健康危害有保护作用，但尚需要更多循证医学证据加以验证。
农村室内环境污染亟待关注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陶澍：
目前，人们关注的重点是城市大气污染和居民健康问题，控制措施也主要针对城市排放源。相比之下，农村固体燃料（煤和生物质）使用导致的污染排放，对区域大气和农村室内空气的污染以及对农村居民健康的危害尚未受到应有的关注。
农村使用固体燃料（煤和生物质，后者包括秸秆和薪柴）导致的污染物排放不仅是区域大气污染的重要贡献者，也会直接造成农户居室室内空气的严重污染，且其污染程度远高于不使用固体燃料的居民家庭。
因此，农村家庭用能转型导致的污染物排放下降有着重要的双重意义，一方面对区域空气质量的改善有重要贡献，另一方面可以大幅度改善农村居民室内污染，具有重要的健康效应。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我国每年由于空气污染导致百万以上人口的过早死亡，其中使用固体燃料造成的室内空气污染的贡献高达40%左右。
近年来，我们在多处农村地区实地测定了室内空气主要污染物浓度，部分地区的污染程度触目惊心。比如，在华北某户家庭厨房中测得的苯并芘日均浓度高达49~548纳克/立方米，卧室中也高达31~187纳克/立方米，而作为一种强致癌物，苯并芘的国家室内空气标准为1.0纳克/立方米。再如，在西部某地冬季测得的居民24小时呼吸PM2.5浓度在70~1650微克/立方米之间，不低于重污染大城市的暴露水平。
目前，农村污染物排放的绝对值虽然有所下降，但其对所有源污染物排放总量的贡献依然很高，尤其是黑炭、有机碳和苯并芘等不完全燃烧产物更是如此。将来依然需要从烹饪和取暖两个方面入手，继续推动能源转型和减排工作。
烹饪用能的转型自发性程度较高，政府和社会可采取措施加快这一进程。如政府可以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参照早年“家电下乡”的方式，大力推广电磁炉、电饭锅以及目前农村很少使用的微波炉，同时可以结合精准扶贫工作，采取适当补贴的方式推广使用液化天然气，这些措施可以大大提高农村烹饪用能转型的速度，投入的成本不会很高且可控。
相比之下，取暖用能转型方面的难度要大得多。由于用电和用气的成本超越了目前大多数农村家庭的经济水平，因此需要政府的前期投入。可以预料，这一投入带来的回报将是巨大的。就控制污染物排放而言，生活煤改气的成本效益要显著高于电厂煤改气。燃煤电厂可以通过终端控制减少排放，但家庭炉灶由于燃烧效率低，且没有净化装置，因此单位煤炭消耗量的污染物排放量往往是工业和电厂的数十倍（如二氧化硫）、数百倍（如黑炭）甚至上千倍（如苯并芘）。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农村取暖用能并不仅仅是散煤问题。根据我们的调查，2012年，农村地区用煤取暖的比例为46%，同期薪柴等生物质的使用比重也高达38%，与用煤比例没有很大差别。因此，应当将关注点从“散煤”拓展到“固体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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