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天河区组织纳雍劳动力到天河区务工。受访者供图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张典标、蒋成
住在县城新房里，回忆起两年前的一段往事，高玉珍一脸惭愧：“我险些把上门的亲戚赶走了！”
高玉珍的旧家，在贵州毕节市纳雍县董地乡联和村。精准扶贫前，毕节是典型的深贫地区，董地乡更是贵州20个极贫乡之一。
高玉珍说的“亲戚”，是驻村扶贫干部。那时，他们一遍一遍地动员高玉珍搬迁到县里的安置点，不厌其烦地向她描绘新房子新生活。然而，高玉珍和丈夫杨文国信不过这些外来面孔。虽然夫妻俩也知道，守在穷山恶水的联和村，永远也过不上好日子，但穷怕了的人，对搬离故乡也天然有一种恐惧，“去了城里，水泥地上怎么讨生活？”
如今，不仅“讨”到了生活，而且过上了以前连做梦都不敢想的生活，高玉珍发自内心的感谢那些动员、帮助她家搬迁到县城安置点的“亲戚”们。“过年前，我想给这些远方的‘亲戚’快递点土年货，可他们说啥也不让！”
“远亲花名册”
搬下山之前，高玉珍和乡亲们喝的是望天水，走的毛狗路，住的是茅草房，种的是偏坡地，吃的是苞谷饭。望天水就是雨水，毛狗路是崎岖不平、窄得只容得下毛狗（狐狸）走的山路，偏坡地是挂在喀斯特石山上的薄地。
高玉珍说，住在山沟沟里，怎么折腾日子都不见好，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有山里的回音。靠亲戚朋友？他们自己都顾不过来。
这正像《贫穷的本质》一书中所说的那样：贫穷就像一个陷阱，让深陷其中的人无法逃离。此书作者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丝特·迪弗洛，他们指出，身处“贫困的陷阱”，如果没有外力帮助，很难摆脱困境。
“穷在深山无人问”，在中国曾经是无人不晓的俗语，也是千百年来穷苦百姓得不到外力帮助，在“贫困陷阱”中自生自灭的宿命。
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进入新时代，“贫困陷阱”注定不再是高玉珍们的宿命。
随着山沟沟里迎来一波波的“远亲”，摆脱“贫困陷阱”的时候到了。
在纳雍厍东关乡李子村，扶贫特岗金丽把这些“远亲”都记在了“村级远亲花名册”上：村里的扶贫车间是民革中央援建的，通村通组路是省里出钱修的，危房改造用的是广州天河区的资金，观光旅游有广州企业的功劳……金丽掰着手指一个个数，从中央到省市，从县到乡镇，从东西部扶贫协作到社会企业帮扶，一下列出20个“远亲”。
金丽说，其实各个“远亲”干的事并不能区分得一清二楚，更多的时候是共同出力干好一件事。比如搞养牛，牛圈是广州天河的企业建的，养殖技术和管理是民革中央支持的，产业资金是市县里出的，土地是驻村干部协调的。
纳雍县副县长宋邦达手里还有一本“县级远亲花名册”。宋邦达说：“在脱贫攻坚的路上，纳雍并不是孤军奋战。纳雍县有四方面‘远亲’：第一是民革中央，发挥的是民主党派联系广泛和智力优势；第二是东西部扶贫协作的深圳和广州，发挥的是前沿城市先进的发展理念和经验优势；第三是中央和省市相关定点单位、企业，不仅提供人力物力，还一起推动落地；第四是社会企业，共同形成协同一心的亲戚网络。”
宋邦达介绍，近年来，这些“亲戚”总共向纳雍县派出600多人帮扶队伍，共计投入、引来帮扶资金超过10亿元，涉及产业、教育、基础设施、劳务输出等多个方面。
“多亏了这帮‘远亲’，一个时代结束了。”在纳雍猪场乡硐口村，曾经的贫困户王云飞感叹，“过去小伙子唱的是，小妹我想你在心头，家穷无法把你勾，说的不是害羞话，我家锅瓢碗盏在外头；而现在他们唱的是，走路不湿鞋（方言发‘孩’音），吃水不用抬，烧火不用柴。”
有些扶贫干部结束帮扶离开后，村民还一直惦记着。他们被纳雍人亲切地称为“大姐”“金花”“校长妈妈”。
“结亲戚”方法论
主动“攀”高玉珍这个“穷亲”的人有十来个。有省里市里的，也有县里乡里的，还有从北京、广东、浙江、江苏等地大老远跑来的。
罗珍玉是董地乡党委书记，也是高玉珍的帮扶干部。
“攀亲戚并不是通水管，一通百通。更像是解乱线团，一个结接着一个结，每个结都很重要。”罗珍玉总结说，上门一次，贫困户的顾虑就消除一点；帮扶一次，贫困户的信任就多一分。
纳雍玉龙坝镇岩脚村的老黄，脱贫攻坚开始时家里还没通电。驻村干部伴着狗吠，上门给老黄立电线杆，接线通电，老黄像和自己没关系一样，都懒得搭把手；工作队帮他修了牛圈，他还是不搭理人；最后帮扶干部手把手教他打扫庭院，他才喝止住了狗吠，拿袖子擦了擦板凳，招呼帮扶干部坐下，说了一阵掏心窝的话。
民革中央派驻岩脚村的第一书记艾岩说，光“攀”老黄这么一个亲戚，驻村干部就前前后后去了几十次。
当岩脚村的驻村干部们把“毛狗路”一段段变成水泥路的时候，原本观望的村民，争着投工投劳，生怕自家赶不上；那些质疑的人，到了最后甚至穿着解放鞋就冲进工地里，抢着干。驻村工作队员李健成记得，路修好之后，老年人吧嗒着烟斗，一副满足喜悦。小媳妇们赶紧去买新鞋，赶场串门都穿着，小伙子比着买摩托车，中年人则纷纷买了农用三轮车。
有一回，李健成听到乡亲们在新修的路边闲聊，“老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这些和咱不沾亲不带故的干部，可比亲闺女还好”。听到这句话，李健成一阵温暖流过心头。
一家一户磨嘴皮，一桩一件抓落实，外来的“远亲们”逐渐打开局面。
“贫困户其实很怕被瞧不起。想和贫困户攀亲戚，就别高高在上嫌弃他。多到贫困户家里串串门，别怕椅子脏，也别嫌递过来的碗破旧。”在金丽看来，攀亲戚的第一步是理解和尊重这些“穷亲戚”。
“远亲”帮“滚山鸡”变成了“脱贫战斗机”
结成了“亲戚”，也有摩擦、红脸的时候。
去年4月，受疫情影响，纳雍几十万只“滚山鸡”遭遇滞销难题。广州市天河区驻纳雍扶贫协作工作队通过直播带货打开了“滚山鸡”在广州的市场，解了纳雍县“滚山鸡”产业的燃眉之急。
“滚山鸡”在纳雍的山林间摸爬滚打，吃起来肉质清香鲜甜，过了老广的“舌头关”。可发货却出现发错单、没卖相、新鲜度不够、大小不一等问题。这些影响销售的问题，本地人觉得无所谓，认为外来的帮扶干部小题大做了。
“第一步没迈好，‘滚山鸡’的牌子就砸了。”广州市天河区驻纳雍扶贫协作工作队队长邹学飘有点恨铁不成钢。直到被严厉提醒之后，“滚山鸡”产业带头人刘健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开始规范屠宰和发货流程。
“摩擦、红脸，都是为了在走之前多教我们一些带不走的本事。”刘健说，“直播带货之后，天河区派驻纳雍的工作队继续倒逼‘滚山鸡’产业升级，不但引进广东企业帮助延伸产业链，开发出鲜鸡之外的深加工产品，还帮助‘滚山鸡’进入大湾区菜篮子。”
原来养鸡只为盐巴钱。现在纳雍每天供应一万只“滚山鸡”给大湾区，每年销售额1.2亿元，成了“脱贫战斗机”。
在邹学飘看来，帮扶并非完全是“远亲”单方面付出，而是一个双赢的过程。
以广州天河和纳雍为例，一方面，纳雍脱贫摘帽，学到了经济发达地区的发展理念；另一方面，纳雍的优质特色产品也源源不断供应粤港澳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的干部更对三农有更真切的认识，知道怎么和农民打交道，学到了贫困地区干部毫无怨言的奉献精神。而广东的企业进入纳雍投资，既推动了纳雍经济发展，也为粤企提供了商机。
在自身的努力和“远亲”的帮扶下，去年11月23日，包含纳雍在内的贵州最后9个未摘帽贫困县脱贫，意味着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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