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 柯
20世纪40年代的某个初夏，有一位作家受邀参加了法国出版社伽利玛举办的招待会。 在巴黎左岸的大花园中，群星璀璨，名流云集，知识分子们聚在一起高谈阔论。更准确地说，他们聚拢在一对赫赫有名的伴侣——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娜·波伏娃身旁。
在那时，“做萨特的追随者”几乎是巴黎文化圈中最时髦的事。 然而作家却注意到，自己最想拜访的人，此刻并不在花园中。 那人在远处楼上，透过狭小的办公室窗子，看着下面的热闹人群。 不想被人看到，也不想融入社交，尽管他是“社交中心”萨特和波伏娃的密友。
这个作家，叫赫伯特·R·洛特曼，日后将因为一部《加缪传》被世人所铭记。 而他最想拜访的那个、与周围格格不入的人，就是阿尔贝·加缪。
在很多人的心中，加缪是当之无愧的文化偶像。说起这个44岁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奇才，大家脑中先蹦出来的都是：哲学、虚无、荒谬、存在主义、局外人……以及，英俊且优雅的个人魅力。 法国民意调查显示，在“20世纪作家中谁最让你心动”这类问题上，加缪拿到了4.5的高分，萨特只有0.8。但在当时，加缪似乎永远是一个边缘人。
他加入萨特的交际圈，却又因为政见不合与萨特决裂；他曾归属的阵营公开批评和排挤他，几乎被当时整个巴黎知识界孤立；他想用自己的方式和思想为家乡呼吁和平，但也不受欢迎。 人们对他寄予厚望，但又不满他的不妥协。他就像自己笔下的“局外人”，一生都在这荒诞的世界中格格不入。
1914年，加缪出生的第二年，父亲应征入伍，在一战的战场上不幸身亡。当局甚至连完整的遗体都无法寄回来，只寄回了遇难者体内的弹片。母亲大受打击，双耳轻微失聪，整日沉默。迫于生计，她不得不带着孩子回了娘家，生活在阿尔及利亚的一个贫民窟里。一起挤在这里的还有外祖母和舅舅。家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电，也没有书。为了养活孩子，母亲四处打零工赚钱。而荒谬的是，其中还有一份是在弹药厂，负责填充弹药。在生存面前，母亲的温柔、疼爱全都是无稽之谈。她对孩子表达爱的方式，就是在外祖母用鞭子抽打孩子们的时候，说一句“别打脑袋”。
1934年，年仅21岁的加缪娶了西蒙娜·伊埃为妻。西蒙娜在当地很有名，惊人的美貌和离经叛道的举止，使得“当她走在大街上，阿尔及尔的年轻人都能认出她”。但让加缪更感到苦恼的是另一个问题。为了减轻痛经之苦，西蒙娜的家人从她14岁开始就给她服用吗啡。毫不意外地，西蒙娜由此养成习惯。据说为了获得毒品，她甚至会和诊所医生私通。
加缪的一个朋友说，加缪是抱有一种“天使的心态”，费尽心思想将自己的爱人从泥潭中拯救出来，可惜最终于事无补。两年以后，他们分手，又过了几年正式离婚。这段感情的破裂对加缪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此他更加敏感、情绪化，带着一种报复性的傲慢。
他在给密友的信中曾说：“我所热爱和忠实的第一个人逃离了我，因为毒品，因为背叛。也许许多事情都缘于此，缘于空虚，缘于对更深刻痛苦的恐惧，然而我已经接受了如此多的痛苦， 但是从那之后，反过来，我逃离了所有的人，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想要所有人都逃离我。”
在第一段婚姻失败时，他正在写自己的长篇处女作《快乐的死》，一本灼热而充满才气的小说。但因为失恋的痛苦、当时社会的动荡、政局的混乱，他将这本书搁置在一旁，将主人公的名字梅尔索稍作修改，写了自己最经典的代表作《局外人》。拥有人人艳羡的财富、不断寻找人生下一个快乐源泉的梅尔索，变成了游离在人类社会规则之外、用最真实的心透过尘埃直击世界本质的默尔索。
1957年，因为《局外人》，加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这项文学界的至高荣耀，也无法让他真正快乐。
彼时加缪陷入了文思枯竭的打击，长达几个月之久。他不是任何重要团体推举的候选人，而且当时大家普遍都觉得诺奖是应该用以褒奖一位作家的毕生文学成就，但加缪不过才44岁。所以当他得到获奖消息时，震惊到脸色发白，连连说应该是法国文学大师马尔罗获奖才对。
接着新一轮的打击随之到来，所有和加缪政见不合的作家、批评家在各个阵地开始了冷嘲热讽，刻薄地在报纸上讽刺道：“人们不禁要问，加缪是不是开始走下坡路？瑞典科学院有没有错把僵化老朽封为文学新人？”
就连颁奖之后的记者招待会上，也有人向加缪提出关于他政治立场的问题，接着就是一连串的口号和谩骂。但不论如何，加缪还是将获奖作为他人生新阶段的起点。他买了喜欢的房子，创作新作品——“整个思想真正的开始”《第一个人》。更重要的是，他还重返自己热爱的戏剧创作工作，成立了自己的剧团，从充满妒忌和较量的作家圈子躲到像大家庭一样的剧团中，和演员们一块吃饭喝酒。似乎一切都在朝着轻松的方向行进。
直到1960年，那场荒唐又诡异的车祸发生，年仅47岁的加缪当场去世，现场还有未完成的《第一个人》的手稿。关于这场车祸，文学界曾提出了各种版本的阴谋论。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加缪非常厌恶开快车。他曾说过：“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死在路上更愚蠢的了。”
但，就像萨特为这位曾经的朋友写的悼词中所说的：对于所有爱过他的人来说，他的死包含有一种难以忍受的荒谬性。
加缪一生都在用文字清醒地、平实地描述这世界的荒诞，而最终，荒诞也降临在他身上，带着一种难以解释的诡异。他曾说自己没有任何一部作品的主人公是以自己为原型，但他始终和默尔索一样，都是一个局外人。他作品中常常弥散着令人窒息的孤独感，每一个在人群中感到格格不入的人，都能在加缪的书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他也曾为“融入”做过努力，得到的却是痛苦不堪。他在笔记中写道：“有几年我想让所有的人满意，强迫自己像众人一样生活。我为此说了许多不得不说的话，即便在感到被孤立时也是如此。可到头来还是一场灾难。……现在我必须建立一种真实的生活。”
《局外人》是他看透了社会规则的本质之后，对这个荒诞的世界作出的最冷峻也最骄傲的反击。没有“人之常情”的默尔索，要比所有在虚伪、懦弱、麻木中生活的人，更知道如何以一颗最原始的真心去热爱世界。
他在《局外人》中，为有着同样感受的人发声：“我们很少信任比我们好的人，宁肯避免与他们来往。 相反，我们常对与我们相似，和我们有着共同弱点的人吐露心迹。我们并不希望改掉弱点，只希望受到怜悯与鼓励。”
一切特立独行的人格都意味着强大。在那个把控文化的人和物都浮躁地聚拢在巴黎左岸的年代，加缪竭尽全力，将自己从沙龙聚会、社会名流、荣誉勋章中剥离开，拒绝成为偶像，拒绝一切形式的捧誉，成为真正的局外人。但那又怎样？就像加缪自己说的：“在隆冬，我终于知道，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
《局外人》，[法]阿尔贝·加缪，读客|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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